1985年深秋的一天，陈云的警卫赵天元收到了一台崭新的收录机。这是一位老送来的礼物，希望陈云能在晚年生活中多一些消遣。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陈云，看着这台做工精良的日本收录机，脸上并没有露出太多喜悦。他只是轻轻地说：＂放着吧。＂
那天晚上，陈云照例听完了新闻广播。出人意料的是，他突然叫来了赵天元，语气坚定地说：＂把收录机拿走吧，放在我这里，我心里不踏实。＂面对赵天元疑惑的目光，陈云轻轻叹了口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老革命家如此谨慎对待一台普通的收录机？他当时的内心又在想些什么？
1985年的那台收录机并非是陈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此之前的1983年，陈云就曾收到过一台进口收录机。当时是一位在日本工作的老带回来的，说是考虑到陈云喜欢听评弹，特意挑选了音质最好的型号。
收录机送来的那天，陈云正在书房整理文件。秘书小李将收录机放在桌上后，陈云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继续埋头工作。直到晚饭前，他才仔细端详这台收录机，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银灰色的外壳，问道：＂这要多少钱？＂
当得知这台收录机在日本售价约合人民币2000多元时，陈云立即摇头说：＂太贵了，拿回去退了吧。＂面对秘书的劝说，陈云坚持道：＂我用不着这么好的，现在用的那台收音机挺好。＂
那台被陈云提到的收音机，是1978年中央办公厅配发的普通收音机，陈云用了整整七年。收音机的喇叭网已经有些变形，音量旋钮也略显松动，但依然能战场使用。
1984年夏天，中央办公厅得知陈云的收音机已经老化，便准备更换一台新的。陈云得知后说：＂只要还能用就别换。＂工作人员只好找来修理工具，将老收音机修缮一新。
回到1985年那台收录机的故事。这台收录机是一位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老所赠。送礼的老特意找到赵天元，说明这台收录机是他用退休金买的，价格并不昂贵，希望陈云能收下。
当天下午，陈云照例听了一会儿新闻。晚上七点半，他突然把赵天元叫到书房，指着收录机说：＂这个还是拿走吧。＂赵天元一时没反应过来，陈云接着说：＂现在风气不好，有些动不动就送东送西。我收下了，别人会说首长都收礼了，那多不好。＂
次日一早，赵天元按照陈云的吩咐，将收录机退还给了那位老。老虽然有些失落，但更多的是对陈云严于律己的敬佩。后来他告诉赵天元，正是这种态度让他更加理解了什么叫＂高风亮节＂。
在此后的日子里，陈云仍然使用着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每当有人提议更换时，他总是说：＂能用就行，我听得清楚。＂直到1988年，那台陪伴了陈云整整十年的收音机才因为没有办法修复而被换下。
陈云在生活起居上的节制，从他的饮食上的习惯便可见一斑。1982年冬天，中央办公厅为领导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一位营养专业的人建议陈云每天多吃些营养品来补充体力，并特意准备了一些高档补品。陈云听后说：＂我吃的already够营养了，不用再补。＂
这种节制不仅体现在饮食上。1983年，工作人员发现陈云的冬衣已经很旧了，便准备为他添置新衣。陈云得知后，拿出自己的那件深蓝色中山装说：＂这件衣服我穿了六年，里子翻出来继续穿，还能再穿两年。＂
在陈云的办公室里，一直摆放着一个青花瓷茶杯。这个茶杯是1978年配发的，杯沿已经有些磨损。1984年，办公厅想给他换一套新茶具，陈云摆摆手说：＂这个杯子挺好，我用习惯了。＂
对于生活用品的使用原则，陈云有着明确的标准。1985年春天，他在一次整理书房时对秘书说：＂东西要用就用普通的，贵的容易养成坏习惯。＂在他的书桌上，永远只有最普通的钢笔和铅笔，连一支较为高档的派克笔都没有。
陈云平日穿的布鞋，都是北京市面上普通的老布鞋。1986年，有人送来一双进口皮鞋，他直接让警卫退了回去。他说：＂我这一辈子穿布鞋，走南闯北都穿得很好。＂
在住房问题上，陈云更显得不苟言笑。1987年，有关部门提出要给他重新装修住处，增添一些现代化设施。陈云立即表示反对：＂房子能住就行，不要搞特殊。＂最终，只是对老化的电路做了必要的维修。
每到冬天，陈云的房间里从不开大暖气。他常说：＂屋里太暖和容易感冒。＂工作人员只好在他散步时，悄悄把温度调高一些。但只要陈云发现室温超过18度，就会让人把暖气关小。
对于个人支出，陈云有着严格的记账习惯。在他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月的工资收支。1988年，他的一位老同事来访，看到这一个已经用了多年的工资本，不禁感叹：＂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认真记账。＂陈云回答说：＂这是好习惯，要从始至终保持。＂
在处理私人物品时，陈云也显得很谨慎。1989年，他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一些书籍要捐给图书馆，在这之前，他仔细清点了每一本书的来源，确保都是用工资购买的，而不是别人赠送的。
这种严格的生活作风从始至终保持到他晚年。1990年，当时已经86岁的陈云仍坚持自己叠被子、整理床铺。有工作人员提出要帮忙，被他婉言谢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规矩。＂
1983年春节前夕，一位地方干部带着家乡特产来看望陈云。当看到满桌的礼品时，陈云立即说：＂这么多东西都带回去。＂面对地方干部的坚持，陈云严肃地说：＂你带着这么多东西来，花了不少钱吧？这笔钱是公家的还是自己的？如果是公家的，就是公款送礼；如果是自己的，那更不应该。＂
这种对待礼品的态度在陈云身上表现得极为鲜明。1984年夏天，某省领导来京汇报工作，特意带来了当地著名的茶叶。陈云问明价格后说：＂这么贵的茶，我平常喝不起，也不该喝。＂随后将茶叶退还，并叮嘱说：＂以后不要再带这么多东西来了。＂
对家人的要求更是严格。1985年，陈云的孙子考上大学，一些老想送些贺礼。陈云得知后立即制止：＂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但不能借机收礼。＂后来有人通过其他渠道送礼，被陈云发现后，立即让家人退还。
在商品问题上，陈云从始至终保持警惕。1986年，中央办公厅为领导配发了一批进口日用品。陈云详细地询问了价格后说：＂这么多东西太贵了，我们用国产的就行。＂随后，他要求工作人员将这批物品退回。
关于个人待遇问题，陈云有着独特的见解。1987年，有关部门提出要为领导增加一些生活补贴。陈云在一次会议上说：＂领导干部的待遇要适度，过高了容易脱离群众，过低了也不合适。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1988年，陈云注意到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享受特殊待遇的现象。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领导干部要过普通生活，不能搞特殊化。、特办、特权，这三个＇特＇字都要不得。＂
对权力监督的问题，陈云提出了具体建议。1989年初，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建立完整监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监督，包括我在内。＂
这种严格的作风也体现在公务接待上。1990年，某单位准备为陈云举办生日宴会。陈云知道后立即表示：＂不要搞这些场面，浪费公款。＂最后，这个宴会被取消。
在处理公务用品时，陈云也十分谨慎。1991年，他发现办公室的一些物品超出了标准配置，立即要求清退。他说：＂我们用的每样东西，都要想想是不是合适。＂
对于权力和地位带来的便利，陈云从始至终保持警惕。1992年，有人建议给他配备专门的医疗团队。陈云说：＂我和其他一样，生病就去医院，不要搞特殊。＂最终只保留了必要的医疗保障。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陈云谈到了自己的从政经验：＂当官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服务。如果把当官当成享受，那就走错了路。＂这句话被记录在会议纪要中，成为后来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1983年春天，陈云的一位远房亲戚来北京看望他。这位亲戚带来了家乡的特产，希望能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帮助。陈云在客厅接待了他，但只谈家常，不谈工作。临走时，陈云对这位亲戚说：＂你的事情要按正常渠道办理，我不能过问。＂
1984年，陈云的儿子到某单位工作。有人提议给他安排一个较好的职位，陈云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要从普通工人做起，不能搞特殊。＂他的儿子就这样从最基层开始，和其他工人一样打卡上下班。
对待家人的升迁，陈云始终保持谨慎态度。1985年，有人建议提拔他的侄子担任某单位领导。陈云说：＂亲属的提拔要特别谨慎，组织认为合适就按程序办，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破格提拔。＂
在家庭聚会上，陈云经常强调纪律问题。1986年春节，全家人团聚时，陈云对子女们说：＂做事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仗着父母的关系。＂这句话成为家训，被子女们一直铭记。
1987年，陈云的一位亲戚想通过关系调动工作。陈云得知后明确表态：＂调动工作要按正常程序，我不能过问，也不允许别人打着我的旗号办事。＂这位亲戚最终通过正常渠道完成了工作调动。
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陈云有着严格的标准。1988年，他的孙辈要参加高考，有人提出可以走特殊通道。陈云立即否决：＂考学要靠实力，不能搞特殊。如果考不上，就再努力一年。＂
在家人的经商问题上，陈云态度鲜明。1989年，有人向他反映说，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利用父母的影响力经商牟利。陈云随即召集子女开会，严令禁止利用家庭背景从事商业活动。
1990年，陈云的一位亲属想在北京开公司，希望能得到一些政策便利。陈云得知后说：＂做生意要按规矩来，不能搞特殊。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做。＂
对于家人的住房问题，陈云也是严格把关。1991年，组织上准备给他的子女调换较好的住房，被陈云拒绝：＂要按照正常标准分配，不能因为是我的孩子就享受特殊待遇。＂
1992年，有人向陈云反映说，某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在机关单位占了重要职位。陈云立即要求组织部门调查此事，并明确说自己的家属不得在重要部门任职。
在对待家人的经济问题上，陈云从始至终保持清醒。他经常对子女说：＂要过正常生活，不能搞特殊，更不能借机敛财。＂这种严格的家风影响了整个家族，成为后人遵循的准则。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陈云对所有共同生活的亲属提出要求：＂做人要清白，做事要光明正大，不能仗着家里的关系去谋私利。违反规定的事，一律不准做。＂这些话被家人记录下来，成为家规的重要内容。
1983年10月，陈云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干部特权。＂随后，他亲自参与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作出明确规定。
1984年春，陈云在审阅某省的工作报告时，发现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以权谋私的现象。他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制定详细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的开支标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落实，形成了具体的规章制度。
在制度建设方面，陈云很重视预防性措施。1985年，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堵住制度漏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基于这一指示，中央纪委开始着手制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1986年夏天，陈云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他说：＂领导干部的收入要透明，要定期向组织汇报。＂这一建议促成了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的试行工作。
针对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问题，陈云在1987年提出了具体意见。他强调要建立干部选拔的回避制度，防止裙带关系影响干部任用。这一建议被写入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1988年初，陈云在了解到一些地方存在公款消费问题后，提议建立严格的公务接待制度。他说：＂公务接待要有明确标准，超标准的一律不准报销。＂这一提议推动了公务接待制度的规范化。
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陈云提出了具体建议。1989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具体化、制度化。＂这一思路促使中央纪委开始制定更详细的纪律处分条例。
1990年，针对个别领导干部在住房分配上搞特殊的问题，陈云提出要建立统一的住房分配标准。他说：＂住房分配要有明确的规定，不能随意突破标准。＂这一建议推动了机关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
对于领导干部的亲属经商问题，陈云在1991年提出了明确要求。他说：＂要制定规定，限制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的范围。＂这一意见促成了相关规定的出台。
1992年，陈云在审阅一份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报告时指出：＂要建立长效机制，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固定下来。＂这一指示推动了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完善。
在制度执行方面，陈云特别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制度订得再好，没有监督也会成为一纸空文。要建立多层次的监督管理体系，确保制度得到严格执行。＂
在晚年，陈云仍然关注制度建设问题。他多次强调：＂要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让反腐倡廉工作有章可循。＂这些建议为后来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