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图书馆近期在旧址建造安徽名人馆，其中革命家、藏书家阿英纪念馆的设置有藏书功能，目前已有12930余册藏书。
02阿英藏书主要为写作之用，包括期刊杂志约10万册，以及戏剧类、版画类、杂剧类、翻译作品等，具有研究价值。
03阿英去世后，其藏书曾一度引起关注，因为藏书比较杂，且相对来说有点“偏门”。
04目前，芜湖市图书馆已将阿英作品扫描编印，制作出总共21册的《阿英全集》，以供游客在游览时翻阅。
05除此之外，阿英的后人还在继续向芜湖市图书馆捐赠阿英的遗物和研究资料。
近期芜湖市图书馆专门在旧址建造安徽名人馆，其中革命家、藏书家阿英纪念馆的设置有藏书功能，颇为引人关注。原本储藏在这里的有阿英先生捐献的一万两千册藏书，如何安置，一直没有定案，目前芜湖市图书馆已经专门定制了恒温恒湿的设置，以及专业的藏书樟木书柜，确保这批藏书在展览的时候能够安全无恙。作者最近陪阿英后人前去芜湖阿英纪念馆参观，见到了阿英捐献藏书的书目，在此就阿英藏书的特点，以及这些书籍的特别价值，试作一些探索性分析。
阿英(1900-1977) ，原名钱德富，后改钱德赋，笔名钱杏邨等，安徽芜湖人。1926年加入中国。1930年阿英参加筹备左联，并被选为左联常委，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1941年底，率全家赴新四军，主编《新知识》《江淮文化》杂志。1947年3月任华东局文委书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在上海为主席代购过一批词曲书。阿英购书藏书主要为写作之用，新中国成立后，阿英藏书包括期刊杂志约10万册。1987年子女按照他的遗愿，把遗存的一万两千册图书全捐献给了家乡安徽省芜湖市图书馆。建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现安徽文化名人藏馆），陈云题写了“阿英藏书陈列室”匾名。
阿英，本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笔名有阿英、寒星、张若英、若英等。安徽芜湖人。早期参加，曾组织过多种文学社团，如与蒋光慈、孟超等人成立“太阳社”文学社团。在文学道路上，与郭沫若、茅盾、胡愈之、陈毅、夏衍、郑振铎等都是好友。
阿英先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市委宣传部文委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兼任《民间文学》主编等。
阿英创作颇丰，先后出版过《洪宣娇》《杨娥传》《李闯王》、《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小说史》《中国新文坛秘录》、《夜航集》、《海市集》、《弹词小说评考》、《中国年画发展史略》等剧作、评论集、短篇小说集等。
在创作过程中，阿英收藏了大量的藏书，尤其是戏剧类、版画类、杂剧类、翻译作品等，颇富研究价值。
阿英的藏书怎么样处理，在阿英先生去世后，曾一度引起过关注，因为他的藏书比较杂，而且相对来说有点“偏门”。这一点苏州文学山房的江澄波先生最为清楚，因为阿英后来有不少书都是经过他收取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江澄波因为家中的文学山房公私合营，而进入国营的苏州古旧书店工作，当时很留心苏州文献、以及少见的弹词、传奇、戏曲、版画等方面的书籍。因为这一类的旧书在一般的藏书家眼中“价值不大”，不像是常规的“经史子集”那般堂而皇之，而且又不是什么珍本、善本之类的。
江澄波在书店里负责卖书，但也负责收购书，那时候很多人家因为种种原因都会卖书。江老家中三代人经营书店，所以他对旧书很懂。根据江澄波讲述，他和阿英并不认识，两人认识是戏剧学家周贻白介绍的，那时周贻白在苏州辅助历史学家顾颉刚做出版。
1958年，江澄波在苏州东山镇上大户人家收到了一批旧书，是晚清时期的石印本，有《飞影阁画报》《图画日报》《游戏报》等，都是藏书家不太关注的。这批书被周贻白看到了，马上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阿英。三天后，阿英就买了。此后江澄波与阿英就建立了书信联系。
1959年4月17日，江澄波致信阿英：“日本刻稗史水浒画谱尚在，但非尊示这人所绘。故未寄上。今将此书封面抄上，如要，请示知即寄。”为此，江澄波还把这本书（《稗史水浒传》）的封面绘出，以便于阿英抉择。
在此后的往来书信中，江澄波总是把账目算得非常精准，书价、邮资、核欠、剩余等从不出错。书目的整理和邮寄也很及时和准确。从江澄波为阿英所寻的书目中可见，其中稀见本也不少，如王韬抄本多种、清代李宗棠著《东游纪念》、丁传靖著《闇公诗存》（蓝印本六卷）、弹词史料《文明秋凤》、晚清小说《杜鹃血》等。其中的《文明秋凤》，清代版本，阿英手中有几卷，但不全，因此点名要书。1961年11月12日，江澄波致信阿英：“为了等《文明秋凤》（根据江澄波说是乾隆年版，全本），致又拖延了一个多星期，昨天已接到通知，说该书属于评弹资料，一定要留在苏州，所以不能寄上了，真是千万的抱歉，请恕罪责。虽则他们答应代抄，但据我臆断，您也是要刊本的。”江澄波为此还继续为阿英去配《文明秋凤》全书。
阿英个人研究多涉及弹词、小说、画报和竹枝词，江澄波在收了相关书后，马上抄写书目寄给阿英。有段时间，江澄波受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委托，大量收集明清诗文集，他就利用此便抄出了多种竹枝词，然后陆续寄给阿英。阿英在信中大为感激，并赠予他的签名上款著作《雷峰塔传奇叙录》《战争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等。
1976年10月2日，阿英终于从北京来到苏州，并于次日在外孙凡晓旺陪同下去古旧书店找江澄波。可惜那时江澄波正在苏北农村下放，阿英只得悻悻而归。回京不久，阿英就因病去世了。两人因为买书卖书相识二十年，却未能见上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江澄波先生说，阿英其实很早就到他家书店来买过书，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江家文学山房在苏州护龙街经营，来的名家很多，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黄裳等，阿英就来过多次，而且几乎逛遍了苏州的所有的旧书店，在他的日记里多有涉及。因此能说，阿英的大部分藏书都收获于苏州。
阿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意在江南工作，上海或者苏州，因为这一带旧书店很多，他喜欢淘旧书。但因为组织需要，他还是先后在天津、北京工作，最终在北京定居。他的藏书也是悉数搬到了北京住处。阿英在藏书的同时，还致力于近代中国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编著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文化史料专著，先后编著出版了《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9大卷。他的工作曾受到茅盾、范文澜、郑振铎、郭沫若、夏衍等人的赞誉。
1966年，阿英工作和生活受挫，两年后，阿英的全部藏书被查抄运走。从后来阿英部分被发还的藏书能够准确的看出，他的珍贵藏书曾被一些名人占用，并盖上自己的印章。其中有一部古籍——明万历年间黄嘉惠刻本《董西厢》就被某人莫名借走，后来还之砚台，不了了之。
1977年6月17日下午2时，身患肺癌的阿英在北京首都医院辞世。郭沫若、茅盾、张爱萍、胡愈之等参加了追悼会。尚未脱“帽”的夏衍和阳翰笙也赶来向老友遗体告别。纵观阿英先生的一生，阳翰笙曾赋诗概括：“笔阵纵横五十年，书香文采留人间”。
根据阿英后人书信内容透露，阿英生前有捐赠遗愿：一是希望把收藏的图书、文物字画全部捐给国家（一分钱捐赠费都不要），这么多东西现分属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外交部图书馆；二是只留下自己的文稿和需整理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文学资料集和晚清文学丛钞的图书、报刊，嘱咐女儿女婿帮助他完成并继续研究。据说之前有芜湖领导前去北京开会，专门拜访阿英提及藏书回乡事宜。为此阿英后人经过商议决定，把这些藏书捐给阿英的家乡，芜湖市图书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江澄波受苏州文化局老领导钱璎（阿英女儿）的委托，去北京西长安街查看阿英的藏书。睹物思人，看了阿英的藏书，江澄波发现，除了有两部明版（《西厢记》《留青日札》）外，更多的是清代刻本和晚清石印本、铅印本。这些藏书经钱家子女按照先人遗愿，捐给了阿英家乡的芜湖图书馆。为此，钱璎女士还向江澄波先生借走阿英当年写的29封信，经过江澄波的同意，也一并捐给了图书馆。
当时这些藏书经过芜湖图书馆工作人员接收后，从北京先运抵南京，又从南京辗转到芜湖。其间在南京还掉了两包书，到底去向哪里，又是哪些书已经没办法知晓。书运到芜湖图书馆后，曾专门成立了一个阿英藏书陈列室，于1987年正式成立开放，位于芜湖市镜湖路烟雨墩上安徽文化名人藏馆内，当时由陈云亲笔题名。同年，在此湖畔建造了阿英纪念碑，阿英一部分骨灰也葬于此。骨灰埋葬处,设计有阿英头像的浮雕纪念基石，造型如一部翻开的大书，上面镌刻着藏书家李一氓题写的“文心雕龙”四字。
阿英藏书陈列室曾经按照七个部分介绍阿英革命和创作的一生。陈列室内有阿英生平照片、阿英的3个子女所捐赠的阿英生前藏书12930余册，其中古籍线册，阿英的手稿、戏剧照片及早年主编的《苍茫》杂志等实物共百余件。只是后来囿于条件有限，不少藏书一度被束之高阁，或是分散储藏，导致一些想要研究的人士无法利用，就此，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曾撰文呼吁过。
为此，阿英的后人也建议，希望可以把阿英的藏书归到一处展示，芜湖图书馆方面很快响应，立即着手在镜湖之畔的阿英纪念馆设置书房，准备把阿英藏书悉数请回来。
目前，在芜湖市镜湖南岸安徽名人藏馆之阿英馆后室专门布置了恒温恒湿的仪器，还有定制的一批樟木书柜，虽然造价不菲，但为了阿英的这批珍贵藏书，芜湖图书馆方面依旧是觉得值得投入。
同时，该馆还决定与大学院校一同研究阿英藏书，目前这批藏书的书目已经整理完成。
根据江澄波先生回忆说，阿英藏书中不少涉及地方史志，他依稀记得有康熙年间刻印的《虎丘山志》（顾湄修撰），还有康熙皇帝过大寿时各地刻印的图画本（《万圣寿典》），木刻版，很精美。
苏州虎丘山早在吴越时期就很知名，有山有寺有历代轶闻诗文，从晚明开始有人修志，到清康熙十五年（1676），顾湄据前文志重修，编次为《虎丘山志》十卷。卷首冠有图一卷，主要为虎丘全图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圣祖南巡，再临虎丘，苏州士民为建万岁楼图等。在此次整理的阿英藏书目录中即有《虎丘山志》，作者顾湄，编在史部（地理）。后来到了清乾隆年间，虎丘释佛海（半白禅师）以旧志重辑，名为《虎丘缀英志略》，书中备载虎丘泉石、溪桥、寺宇、古迹、物产、祠墓，以及人物、题咏、诗余等。卷首一卷，则录康熙南巡在虎丘留下的御笔文字。目录后有山图二幅，绘寺门及剑池景物概貌。此次书目中也有这部书，列为史部（传记）。
根据芜湖市图书馆古籍部褚福颖女士介绍，在阿英的这批藏书中，有一部《错中错传奇》，“系内府抄本，用小楷抄写，十分工整精美，是该传奇现存的唯一一部抄本，不仅仅具备文学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而且具备书法艺术鉴赏价值。”
根据褚福颖女士的考证，目前国内外机构所藏同名之书均为怀清堂藏版刻本，“与之不同的是，阿英所藏《错中错传奇》是迄今为止所知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抄本，阿英称之为‘内府精抄之册，殊不易见’。根据与怀清堂藏版刊本的全面比对，能确定此本应以怀清堂本为底本抄写而成。”
经过调查可以得知，这部内府抄本是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赠送给阿英的，时间在1950年5月初。尚小云在1950年5月4日致阿英的信中提及：“近由故宫老太监手中得来《错中错传奇》秘本共卅六出，系故宫抄本，颇足珍贵。想先生博学多能，社会人士所钦佩者，云特赠先生以作参考并留纪念。内幕情节有十余段材料很好，得暇一阅”。
在褚福颖的研究中，阿英藏书中还有一套《中外小说林》，“它是辛亥革命前创办的带有鲜明革命倾向的一份文学杂志。其前身是《粤东小说林》，1906年出版了8期后，出版地由广州迁到香港，易名为《中外小说林》，1907年出版了16期，1908年又改名《绘图中外小说林》，由香港公理堂接办。它是清末穗港小说期刊的典范之作，也是清末穗港著、译小说作品的集大成者。”
阿英共收藏了这套书（共16期）中的11期，“分别是1907年6月至10月期间在香港出刊的第1至10期、13期。后来，阿英将包括《中外小说林》在内的藏书无偿捐献给芜湖市图书馆，成为馆内极其珍贵的文献与文物。”褚福颖说：“直到2015年5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整理再版16期《中外小说林》，终使珍贵的文献触手可及，实为幸事。”
其实在阿英所收藏的古籍中，弹词类的堪称大项，江澄波先生说，以前很多大户人家的闺秀因为足不出户，因此就会抄书，抄一些传奇故事，有的并没有正式刻印出来，仅仅是靠人传播，很多版本都较为少见，可完全专门研究。这些抄本多为牵涉男女情感、社会百态的传奇，从中可见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类对于情感自由的追求和向往。阿英藏书中还有《红楼梦》类的书籍，《红楼梦赋》、《国初抄本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二百咏》、《后红楼梦》、《红楼梦诗》、《红楼圆梦》、《梦痴说梦》、《补红楼梦》等，阿英曾出版过《红楼梦戏曲集》、《红楼梦版画集》，应该说他对于这部名著是下了工夫研究的。1963年8月17日至12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这场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就是阿英先生。
目前芜湖市图书馆馆员已经在投入精力对阿英藏书中的章回体小说作专项研究，相信一定会有所创见。
而阿英藏书中的各类竹枝词，如上海、天津、崇川、黟山、支川、瀛洲、当湖、汉口、太湖、都门、真州、扬州、海陵、僧家等竹枝词都是值得研究的，其中牵涉到地方文化和民俗、风俗。
还有一类版画、插画、图咏等类的美术书也需要我们来关注，这些多为木版印刷或者珂罗版的美术史料，也都是不为所关注的史料。阿英曾著有《中国年画发展史略》、《中国连环图画史话》，影响较大。阿英还很喜欢收藏年画，在他去世后，他的女儿钱璎曾将父亲所藏的数百张精品年画捐献给了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博物馆，其中不少作品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根据褚福颖介绍，芜湖市图书馆已将阿英作品扫描编印，制作出总共21册的《阿英全集》，以供游客在游览时翻阅。在阿英纪念馆则增加了多媒体辅助展项，用于互动查询，读者通过电子触摸屏可以查询到阿英作品、部分捐赠藏书。
阿英后人在捐书之后，一直对这批藏书予以关注，不但多次前往芜湖实地查看，并希望能把阿英藏书作为一个系列陈列，不要分散处置。对此，芜湖市图书馆也是格外的重视，及时落实相关储藏设备。同时，阿英的后人还在继续向芜湖市图书馆捐赠阿英的遗物和研究资料。
5月22日，阿英的家人钱荣毅夫妇、凡晓元夫妇赶赴芜湖市图书馆，向藏馆捐赠了阿英先生使用多年的方桌、书箱、衣箱各一件；子女和亲属抄录的阿英著作和复印的文章、剪报一批；阿英内侄戴家瀛遗物若干（公文包、笔记本、名片、徽章、书信等），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阿英纪念馆的展陈内容。
其实在现有的展品中，除了藏书外，还有阿英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以及阿英手稿、社会活动请柬、戏剧照片、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资料等实物共百余件。
在展览现场，还有一件缂丝作品，为清早期的苏州出品的精美缂丝，上有花篮、果蔬图案，并有雅致的书法题签，可知阿英对于民艺也是极为有兴趣的。
阿英一生转战大江南北，后在天津担任文化局长，无论身处何地，他总喜欢搜寻古籍版本和版画书。阿英早年在苏州花钱淘旧书、旧史料，却常常守着这些“宝贝”饿肚皮，他自我解嘲道：“米粒儿没几颗，菜根儿无几个，空把着文章做什么？”可是一旦有了点闲钱，他马上就会犯淘书瘾，继续去买去研究，可谓是痴心不改。
其实从阿英的买书经历来看，很多旧书商都认为他只对旧书感兴趣，而对于古书似乎兴趣不大，比如他所写的《西门买书记》一文，起手一段即是：“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于是，在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之后，我便置身在那好像是自己的‘乐园’似的旧书市场之中了。有一两家的店伙，当他们看到我时，照例要说一句：‘X先生，好几天不进城了。’‘新近收到什么书吗？’我也照例地问。不过，最近，失望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没有正真获得特别让我满意的书，除去一册周氏弟兄在日本私费印的《域外小说集》。
这是骨灰级买书家最典型的日常表现形式，而阿英在失望之余，还翻得了一册《域外小说集》，但从他此文的描绘口吻看，似乎也无惊喜之处。
根据韦力先生的文章的主要内容，“2007年有一册《域外小说集》的毛边本出现在拍场上，此书以3万元起拍，以近27万元落槌，加上佣金，以近30万元成交。”而阿英当初遇到同款书时不过是几块钱的定价。
阿英因为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并无多余的资金购买古书，因此他不是没有遇到好的线装书，只是囿于现实，不得不尽可能地选择自己用得着的书。尽管生活窘困，阿英对于购书却是极为大方。旧书界名人王松泉曾谈及，阿英买书很大方，“以至于有的人觉得他很有钱，但他们不知道阿英每天的生活费有时都不到一元钱”。王松泉撰文提及：“阿英多次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觅购图书。记得1938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从延安辗转带来毛主席的一封信，阿英当时将信给我看了，是托阿英代买一些古典词曲的书，其中有开明书店出版的汲古阁本六十种曲。阿英很快办好了，信中提到的有些书一时买不到，阿英从自己收藏的书中补齐了不少”。
楼适夷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阿英曾为在延安的毛主席代购过古籍书，其中有涉及宋元词集的旧书。可知阿英身处江南时，曾为延安朋友购书也是事实。
